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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问题一直是国内热议的话题之一,而且从历史上看,定都的位置也与一个朝代的性格和国运密切相关。抗日战争期间,学界曾有一次关于战后建都问题的争论。
钱穆先生主张,中国应建都西安,这样可以为国家赋予更多的进取精神。“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钱穆先生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钱穆分析问题所采用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和思路。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从钱穆先生的观点来看看首都地理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
本文原载《思想战线》年第2期,原标题为“‘建国于大地之上’:钱穆的首都论、立国形态观与文化地理学”。
从年11月蒋介石迁都重庆到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一时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当时中国政学两界对建都问题的激辩,首都问题成为民国中晚期风靡一时的宪制议题。傅斯年、胡焕庸、张其昀和钱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说,逐渐形成建都西安、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张。钱穆先生从年至年陆续撰写并发表《战后新首都问题》《论首都》等政论文章来予以回应,足见钱穆对首都选址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意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