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年仅25岁的窦春育被组织借调到“三宫（公）六院”办公，从而后来有机会目睹了严打初期，法院在配合公安严打时的颇多举措；从打拐案件到全省第一起碎尸案，从公判大会到现场执行，那段时期给他留下了太多难以磨灭的记忆，以及深刻的思考。
“我是年上半年高中毕业分到的邮电系统，那时叫代号单位，18岁干学徒，干了3年，就才转为二级工；因为文革后公检法亟缺人手，上面考察看我在保卫科干过，办事还算稳重、细致，就借调到了雁塔法院，后来严打开始，就一直干下来了……”回首往昔，已退居二线的西安市碑林法院窦法官，觉得当年能进入公检法系统，完全是偶然。
严打前的“三宫（公）六院”
“严打前几年，社会治安非常不好，盗窃的、抢劫的、强奸的，案件屡屡发生，老百姓怨气大，生活缺乏安全感，所以严打就开始了。”
窦春育说，文革期间，整个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十年动荡，社会治安就成了突出问题。文革后，公检法刚刚恢复，主要还由军事管制小组联合办公，由于“管理不明确，情形比较乱。”
当时，西安市分灞桥、未央、雁塔三个大郊区，都在互助路的一个大院子办公，三个区，各有一套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班子，因而被人们戏称“三宫（公）六院”。尽管各单位都在，但干部十分缺乏，为了能尽快发挥职能，这些单位便紧急从一些企业经考察后抽调了一些干部。而窦春育便是其中之一。
“一去先进行法制培训，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然后再征求意见，看是去公安局、法院还是检察院，我经过培训，对法院的工作已经有很大兴趣，因此就要求去法院，于是就被分到了雁塔法院的西郊法庭做书记员。”窦春育说。
西郊法庭位于今天的人民西村。因为相比之下，法院工作比较整端，当时积极性很高。窦春育法官介绍，他所在的是民庭，只有两人，却要受理潘家村和鱼化寨两个公社民事案件，工作相当繁忙。当时印象最深的是离婚案很不好打，既要离婚双方各自开单位介绍信，还要公社出证明，盖章，手续很是麻烦，而且，判下来更要持续很长时间。“除了离婚案，界碑、宅基地纠纷，赡养继承案在那个时期比较多，后来严打开始，我就被抽调到刑庭，忙得经常几天都回不了家……”
打拐力度大，轻判的重审重判
在窦春育法官印象中，严打甫一开始，刑庭的案件就明显要比民事多很多，而严打初期打得特别狠的，就是打拐。
“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在那个时期不少，尤其是陕南一带，小孩、妇女被拐卖的情形比较严重。”窦春育说，正是人口拐卖事件紧密联系着每一个家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因而严打就把拐卖人口犯罪列为了主要打击对象，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是“加重刑期、直至死刑”。
严打展开后，除了一些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受到了“从重、从快”的严肃处理，大量的公安人员也积极参与到解救被拐卖发女儿童的行动中。然而解救的所面临的的实际问题非常大，特别是甲地的公安和妇联人员前往乙地去解救时，往往会遭到所在地村落村民的阻挠，致使困难重重，以至于后经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出台了在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时，被解救地的公安机关必须予以帮助支持的司法解释。
“整个严打开始那一年，打拐的案子审了大概二十多起，这其中很多都是犯罪分子已经在狱中服刑了的，感觉判的太轻，根据严打的精神，又拉出来重判的。”窦春育法官说，比如已经判了五六年的，重新审理判决后，就基本上超过了十年；已经判了十多年的额，有的就判了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做法颇有些耐人寻味，但窦春育法官认为，在特定的事情，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根据特定的形势需要，严惩犯罪，打击犯罪，这些的确取到了应有的作用。“那个时期极其以后很长时期，拐卖人口犯罪几乎罕有发生”。
犯人被“五花大绑”，其中一道勒喉部
那个时候的判刑并非限于法庭，而是通过成千上万人的公捕、公判大会，来起到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
“公捕、公判大会经常搞，在西安，主要就是在省体育场，每次开公判大会，都是人山人海，公布一批犯罪分子就由武警押着带上来，宣布宣判书，现场气氛极其严肃。”窦春育回忆，那时每个犯罪分子都由两名武警押着，犯罪分子脖子上带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所犯罪名和姓名，“全都五花大绑，脖子还有一道绳子勒着，根本不能讲话。”
每次公判大会都由参与大会的公检法后勤人员进行安排、协调和布置，需要的车辆和人头费都要提前计算好，如人头费主要是6元。而当时中级人民法院在公审时，还要提前安排好座位，每排座位多少人，每个座位上都写有编号，参与人员对号入座，不允许临时变人、变号。
“公判大会的大字都是单位能写大字的人来写，每个要一米多宽，要不字太小，后面围观的老百姓看不清。”窦春育说，当时严打的主要刑事犯罪，主要是抢劫、强奸等7项对社会危害较大的案件，“如果不严打，改革开放的社会局面就很难稳定下来”。
作为严打的表现形式之一，公判大会在严惩犯罪，在群众中树立起法律的威严方面，的确起到了当时应起的作用，对于稳定治安，端正社会风气，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马腾空举小红旗监督死刑执行
“公判大会后，常常就有一批人被执行死刑了，因此，那个气氛可想而知。”窦春育在雁塔法院期间，曾有一度作为本单位的参与公判大会的协调人员，频繁奔波于省高院，市中院乃至各个区法院之间，作为参与过死刑审判和执行的人，当时的恐怖气氛，至今记忆犹新。
“通常一宣判完，很多宣布了死刑、脖子上挂着名字被打了红叉的犯人，便立即被带上卡车，大会一结束，就直接拉去执行了。”窦春育法官介绍，当时的死刑复核就在陕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市中院有死刑执行的权利，到了后来，死刑复核才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改革开放前，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一些高级干部，社会风气持续了较长时间，而严打开始后的死刑判决增多，也真正把改革开放初期的刑事犯罪气焰给打了回去。”
严打期间，雁塔法院对死刑犯的执行，主要在西安市东南郊的马腾空。作为现场监管人员，在执行死刑前，要提前安排刑场警戒，而且在死刑犯拉到之前，武警、公安，都必须已经到达了现场。
“去的路上会有群众观看，但到了现场，就很少有围观的人了。”窦春育法官说，那时枪毙死刑犯一次都是四十多人，死刑犯都跪在地上，由两名年轻武警按住胳膊，一名武警用枪抵住后脑，然后，在现场负责的，“手举小红旗，看都准备好了，往下一刷，枪就响了。”
由于是近距离射击，死刑犯基本上一枪毙命，仆倒在地上。这时，有专门持枪的法医会一一进行验尸——主要就是观察瞳孔是否放大，时候还有心跳等等，未死的，常由法医补枪，彻底毙命。
法警酒后枪走火被开除
严打中，对犯罪的严惩让市面的秩序得以稳定，也让干部群众安于守法。但由于气氛较为紧张，致使个别偶然的事件，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时，单位有一名法警，可能是酒喝多了，在南郊的家属院，不知怎么把枪给弄走了火，这一下，顿时让附近居民情绪紧张了起来。”窦春育法官回忆，当时全国各地都在通缉抓捕“东北二王”，一听到枪响，以为是“东北二王”跑到了陕西，所以把人吓得不轻。
那时的枪支、子弹管理比较严格，枪弹分离，并不能随意拿到。而既能有枪，也能拿到子弹的，除了执行公务，根本没有第二种可能性。后经院方调查查实，才知是法院的法警因为酒醉，造成了携带的五四式手枪走火，致使周围群众虚惊了一场。
“这位法警是以执行公务领出的枪弹，因此与管理人员无关，因此单位就给了一个处分，将他调离了。”窦春育法官说，那时只有执行公务一种情况可以领出枪弹，而他的不谨，对周围群众造成了恐慌，也给自己的法院工作画上了句号。
严打之后又有反复值得深思
身材微微发福的曹千里（化名）曾经是严打的参与者，也是如今能够真切回想起严打开始那一夜经历的人。作为一名老干部，对于始于三十年前的这一行动，既有很多感概，亦不乏卓有见地的深思。
“严打前，刑事案件多发，老百姓意见很大，尤其一些敲门入室、翻墙入室的犯罪，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曹千里警官说，当时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为主，严打过后的两年，“社会风气的确为之一转，又重新回到了文革前夜不闭户的状态。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犯罪率又有所抬头了，而犯罪分子，大都是‘二进宫’或者‘三进宫’的人……”。
8月中旬的一天，在曹警官办公室，他若有所思的说，怎么样对犯罪分子进行彻底改造，是个复杂的问题。
严打第一夜抓通缉犯
三十年前的年上半年，曹千里刚从省警察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他被一所省级公安部门调去做刑侦工作。而工作之初，主要是配合完成一些联络和后勤协调任务。
“因为是管理部门，主要是对下面的公安工作进行指导，所以除了大要案，具体参与的案件不多。但唯一例外的是，严打启动的那一夜，我参见了。”曹千里警官回忆说，那是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之前，经国家公安部统一安排后，预定在次日晚上，各省统一进行抓捕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行动，就是要造出声势，给犯罪分子以震慑，同时也给群众鼓舞”。
尽管是统一行动，可还是有些省份提前一天开始了。西安市是按统一行动的时间启动的。而行动之前，各级公安部门已经接到命令，对辖区内的犯罪人员予以统计，确定了抓捕方案。曹警官说，开始抓捕的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雨，他和一些同志被安排在中山门派出所，与政法系统干部以及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实施抓捕，“大概参加的六十多人，三个人一个组，按照名单和地址去抓。”
当时的曹千里只有二十三岁，穿着雨衣，里面是白色警服和红色领章。他所在的组要去尚勤路抓一个在新疆杀过人的男犯罪嫌疑人，结果去了之后，其父母却说，犯罪嫌疑人已经于千万回宝鸡了。同一组的街道办人员在跟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说话时，曹千里警觉的发现对方眼神有些游移，便来到院中，正巧从门外进来一个年轻人，也许是看到了雨衣里撑着的大檐帽，转身便又往出走，由于之前已经熟悉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在大致确定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后，他用擒拿动作中的一个抱摔，迅速上前将其按到在地，屋里人听到动静，大家一起将其控制了起来。这次行动，因为他反映灵敏，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得到了组织的奖励。
“那一段时间抓了很多人，其中，盗窃、强奸、抢劫的犯罪分子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尤其道北，甚至一家中有两三个儿子被警方带走的。”曹警官称，那时，号子里几乎人满为患，很多人因为占不到躺下的位置，只好一夜夜的坐在地上睡觉。
省内第一例碎尸案
打拐是严打期间的“重头戏”。作为打拐的参与者，曹千里曾经多次前往河南、安徽被拐卖出去的妇女儿童。
“我和同事去河南解救过两个被拐卖的女人，其中一个，还是我家乡的一个村民的妻子。这个妻子被拐走后，因为机缘巧合，被去外面的做生意的一个村民看到，随即报案解救了回来。可是，等解救回来没有一年，那个女人又走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曹警官说，当时，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陕南居多，后来关中也有了一些。
关于去河南解救回来的两个妇女这件事，他回忆说，“并不是简单的解救回来就大功告成了”——后来再次离家出走的这个女人，原本在陕西生有两个儿子，被拐后，又在异地给别人生了一个孩子，“执行解救往回带的时候，心理上很矛盾，因为毕竟两边都有了孩子，这样一走，对后来生的孩子而言，也许一生都见不到妈妈了。”
然而，这位母亲被解救后仅仅在村里生活了一年，便又离开了，至于她去了哪里，至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困惑，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当初这个女人被拐卖，那会对这么多人、包括女人自己，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在严打开始后，各种以前没有出现的刑事案突然出现并呈上升趋势。“比如碎尸案，没有严打以前，陕西没有过，但就是严打那一年，第一例碎尸案出现了。”
这个案子有点类似马加爵案。据曹警官介绍，案件发生于宝鸡的一家工厂。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住着两个工人，其中一个工人有女友，另一个没有。由于生活条件所限，那个有女朋友的工人除了宿舍没有地方可去，女友一来，只好在宿舍留宿。而没有女友的工人因为舍友的举动影响了自己的休息，慢慢与其产生了矛盾，最后随着矛盾的激化，他将舍友杀害，并分尸。分割后的尸块，被他全部装进了一个大编织袋中。这个编织袋，又被他偷偷放上火车的行李架，火车将编织袋拉到了四川成都，当被乘务员打开时，差点吓昏过去。
碎尸案被披露后，引起了极大的 宣布死刑立即执行是当时公判大会最起震慑作用的一节。当一个个死刑犯人被押着站在公判大会主席台时，每个犯人胸前牌子上的红叉都特别扎眼。
“牌子不大也不小，有人说牌子很沉，绳子会勒到肉里，纯属谣传。”曹警官说，尽管如此，由于是死刑犯且要在宣判后立即执行，因此捆绑的结实是毫无疑问的。
这些死刑犯之前都被允许好好吃上一顿饭。然而，通常不过是打了一个荷包蛋的汤面条。可是，也不人人如此，有些犯人除了有抽烟的想法，别无所求。
“西安的大部分死刑执行是在草滩进行的，当时，我还拍了十多张照片。”曹警官说，作为目击者，当时场面的确非常具有震慑性，一次四十多人，一溜排开，枪决后，执行武警便离去，有的死刑犯家属来领尸体，有的则不。“由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所以并不觉得怎样”。
不过，曹警官倒说到了一个细节。他讲，当时对于器官移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医学上已经有人在介入。一位省内干部因器官坏死，急需找器官移植。其家属在得知一个23岁的死刑犯要被枪决后，医院的医生，在现场取得了器官。“死刑犯的器官被取下后，立即就被用车带走了。听说，之前老干部的家属在死刑犯看押时就想办法联系上了那边儿的家属，后来还设法让其保证营养，所以器官质量比较好。”
“这种事情，当时除了陕西，外省也有过传闻，实际上，都是信息难以畅通和公开造成的。”曹警官说，关于死刑犯的器官移植，那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因而比较模糊。
魏振海第一次杀人因占凳子起纠纷
在被执行的死刑犯中，让曹警官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振海。
“魏振海实际上是严打后期后期出现的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但因为手段残忍，影响大，因此比较能让人记住。”曾参与抓捕魏振海的曹警官回忆，魏振海因为有过从监狱中越狱的经历，因而被人们传的神乎其神，其实，除了凶残，并没有和其他犯罪分子有什么不同。
在严打中第一次被抓的魏振海在潜匿了一年后又再次被抓，当时，魏振海手中已经握有多条人命。“满脸的络腮胡子，眉目清秀，脸也比较白，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押他去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比较坦然。”曹警官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坊间有了很多传言，说他怎么怎么，实际上，他的死是罪有应得。
“截止目前，已经有很多文艺类、纪实类的作品写过抓捕魏振海的抓捕，也写过他的一些犯罪经历，实际上，还有一个细节没有被披露过，就是他之所以杀人，源于他来陕西前，曾因在吃饭时与人抢着占凳子，从而把对方杀害，后到陕西，一个朋友无意中跟他开玩笑说，‘我可知道你在河南杀过人’，从而又被其灭口。”曹警官认为，魏振海心胸狭窄，手段极为残忍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要说他略微与其他犯罪分子有所不同的，就是他比较爱看书。”曹警官回忆，在第一次越狱后，他主要潜藏在市内的情妇家里，几乎不出门，不出门就看书，主要以小说居多，“被抓住后，在手脚被控制的情况下，依然要用一手拿着书看，的确是很喜欢阅读。”
魏振海被执行枪决，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对犯罪分子的震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一些犯罪分子的从重、从快、从严的被处理，让年之前不太好的社会治安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40岁妇女跳贴面舞被判“流氓罪”现在看略显过重
“因为是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分子，难免就会让个别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量刑稍显过重。”曹警官坦言，很多案子在当时看，并不觉得严判、重判不应该，但过去数年之后，却又常常不得不反思。
在他印象中，当时市一级的公安机关中有一位民警，因为平时为人比较跋扈，并有私自配枪的行径，故而在严打中，就被重判，并立即执行了死刑。
“这个民警群众反映很差，私自藏有枪支，还养着一条狗，并有致人重伤的情况，但这些情形在今天而言，也许不会死，但在严打中，就被处决了。”曹警官说，虽然这在当时群众反响极好，也极大的端正了公安队伍的风气，但显然，“要从法律本身讲，判刑过重了些。”
让曹警官更为印象深刻的是未央路的一个女犯罪嫌疑人。“这个女的现在看也就作风轻佻，但实际上，却被以流氓罪判了两三年。”
他所说的女犯当时四十多岁，身材高挑，因为在舞厅内跳“贴面舞”，被人举报，后遂以流氓罪被判了刑。“当时舞厅内有人跳交谊舞，但她喜欢跳贴面舞，所以就被人以‘耍流氓’报了案”。
“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当时并在少数，很多人量刑时被判了两到三年，暂时着两三年内社会治安是好的，但他们一从监狱里出来，违法犯罪的又往往是这些人。”曹警官深有感触的说，在当时，如果有条件对其中一些人说服教育，而不是一刀切的采用判刑来改造他们，或许后来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会少一些，就这些人被判刑进了监狱之后，他们不仅没有被改造好，反而在狱中相互结识，相互沟通，出来后，又成了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而且，手段比以前更老练，犯罪的手法也比以前更老到，其中一些人，甚至就是这么着一辈子就在监狱与社会之间，耗了过去。”
来源：媒体人潘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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